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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情中国文物的德国人米夏 |
■ 陈人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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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记文学》2004年第12期 通俗文学-海外博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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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盛夏，在离北京城100公里以外的箭扣长城，—位德国中年人正在大汗淋漓地攀登，当地村民问他：“这里很少有外国人来，别说外国人，北京人也很少有知道这里的。”这位德国中年人是梅绍·乌兰特，他的爱称叫米夏，他说：“不跟俐门吹牛，我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了解不亚于一个普通中国人，我在中国的长城至少走了几百公里，北京的胡同我走遍了。”
熟悉米夏的人都叫他“北京胡同串子”，他也乐呵呵地答应。尽管“胡同串子”在京味儿语言中是个贬义词，它常常用来形容那些文化品位不高、在京城的穷街陋巷里游手好闲的人。但是德国人米夏却自称自己就是个北京的“胡同串子”，他说他实在钟情中国文化尤其是北京文化，他还特别喜欢留下浓重德国建筑与文化印记的青岛，他到青岛已经达到11次，至于到北京的次数已经有三十多次，还不算在北京语言学院的4年学习。而这两千地方恰恰是2008年举办奥运会和协办奥运会的城市，米夏感到在未来的五年多时间里，他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他要让德国人了解在他们眼里还相对陌生的伟大古国。
米夏近几年常常到北京，他总是在百年老胡同里驻足停留，他热爱这里的人情冈貌，渴望穿越时空的隧道遥想胡同的变迁，他多次感觉仿佛前世就来过中国，从出生到离开人世都在北京的胡同。他每来一次北京，总有一股难以名状的失落感和哀伤，看到一条条胡同和一个个四合院的消失，看到这座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都越来越像西方的大都市，他说：“我曾经在废墟前流过眼泪。中国人愿意选择更舒适和现代的生活，这无可指责，只是希望这座城市的古老文明不要消失得太快。”
米夏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也是一个中国文物的收藏家。他不是德国富翁，他只是一个中年白领，他将收入中相当一部分都用来收藏中国文物。随着时间积淀的增值，这些文物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价格了，但他从来都是只买进不卖出，他那一百多平方米的住所已经摆满中国文物，但他一张画一片纸都没有卖过，他说这些来之不易的文物都是他的命根子。
一对太师椅勾起的中国情结
米夏1960年出生在德国南部的菲林根，这里被德国人称为“黑森林”，绿色植物覆盖率超过65％。处处都是浑然天成的美景。“黑森林”人口稀少，在这里生活的人虽然安逸富足，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远不如慕尼黑、法兰克福等大城市的人。米夏20岁那年在镇上发现一对要卖的中国太师椅，那时中国刚刚开放，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少之又少。但米夏和他的父亲泰蒂从直觉上感到它实在是太精妙了，那质地坚硬平整光滑的红木，椅子扶手上精雕细刻着昂首威武的龙头，那造型奇特的茶几使父子俩震撼了。米夏问卖主：“多少钱？”卖主说：“1万8子马克。”米夏吐了一下舌头，这在当时已经是个天文数字。米夏说：“能不能便宜一点？”德国人历来是最不习惯砍价的，急于得到太师椅的米夏也硬着头皮砍开了价。卖主摇摇头说：“这是中国明末清初制造的，很珍贵。”卖主的“明末清初”说得很生硬，他根本不明白“明末清初”是怎么回事，这四个字对米夏更是一头雾水，但他觉得这对椅子和茶几实在精妙绝伦。米夏在家是独生子，父亲泰蒂见儿子如此着迷，便狠下心说：“买下吧。”好在泰蒂经济较宽裕，替儿子付了这笔款。
椅子拉到家中，米夏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得意地对父亲泰蒂和母亲艾伦说：“我也尝尝当中国皇帝的滋味。”父子俩又拿出《大百科全书》，查阅了“明末清初”究竟在哪千年代，当得知是17世纪中期时，父子俩击掌相庆，共同赞叹“三百多年前的椅子还这么结实这么漂亮！”
正当他们兴高采烈之时，听到外面有敲门声，米夏趴在门上的“猫眼”一看，发现是卖贷人，他的心“咯噔”一下，他父亲警觉地说：“会不会他认为卖得便宜又反悔了?”米夏说：“很可能，要不这么快跑来干什么？”他母亲说：“让他进来吧，卖出的东西反悔也没有用。”
卖货人气喘吁吁地说：“我们的交易还没有完。”米夏正想反驳，卖货人说：“这套家具还应该有两个配套的红木镜框，很漂亮。”米夏说：“1万8千马克已经很多了，我们不想再买了。”卖货人焦急地说：“1万 8千马克里面已经包括红木镜框了，不必再付钱了。现在货还在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弗莱堡，过几天我开车给你们送来。”米夏一家感激不尽，德国商人办事的信誉也可见一斑。时至今日，已经有一位德国商人愿意出3万欧元来购买这套太师椅、茶几和镜框，但千切中国货对米夏来说都是“非卖品”。
从此米夏对陌生的中国有了浓厚兴趣。大学三年级他自费来了一趟中国。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生活质量较之20年后的今天有天壤之别，但米夏从中国人的热情、勤劳、纯朴中看到了一种力量。他联系好了北京语言学院，两个月后就去北京上课了。
心系中国文化与历史
同绝大多数欧美到中国留学的学生感受一样，就是学中文比想象的要难得多。米夏在德国大学学了一年多英语就可以流利地对话了，可在中国学中文一年都如听天书。米夏没有退缩，他除去在课堂上认真听讲外，还到北京百姓中用结结巴巴的中文对话。他发现中国人对外国人都很友好，虽然对他的洋腔洋调似懂非懂，可都耐心放慢速度与他对话。米夏利用所有的假期，游历了中国诸多的名胜古迹，连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去过的西藏、新疆、内蒙、青海他都去过。
时隔近20年，米夏回忆起在中国的留学岁月都无限着恋，他说中国真是让他流连忘返的地方。他记忆那时的中国人也有缺点，而这种缺点正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削弱。他20世纪80年代作为外国男人总要受到两种骚扰，一是走到哪里总有人追着他兑换外汇券：“喂，外国朋友，有外汇券吗？我1：1．5和你兑换。”无论他怎样解释，他都无法摆脱无休止的干扰，他当时限不能在身上挂个“我没有世券”的牌子。还有一种骚扰就是幻想出国的女孩儿，经常有女青年用生硬的英语直奔主题：“我嫁给你，你同意吗?”他所住的留学生宿舍还发生过—些人敲门自我推销。如今米夏说，中国同20年前不一样了，中国人富足了许多，“老外”不再是炙手可热的“特权”阶层，也不再有不相识的人要与他兑换外汇或向他求昏，甚至他走在路上也不会被人多看上一眼，米夏说从这些小事也透视出一个社会的进步与自信。
其实米夏20年前对中国人就特有好感，他在北京结交了一位文雅漂亮的女孩儿景媛，从此米夏可以更方便地穿梭于中国的百姓中间，可以走进胡同的深处。由于德国人的收藏热早在几十年前就兴起，米夏在观念上就领先了一步。还由于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经济非常困难，他们也经历过用粮票的时代，而那些粮票在20世纪80年代的跳蚤市场要用几马克才能买到一张。米夏在中国留学的初期还用粮票，他就有意收藏中国的粮票、肉票、油票、副食本。有了景缓这样一个助手，他们就到北京刚刚兴起的旧货市场讨价还价。原来可以卖到几毛钱一张的粮票，经过景媛这样一个京腔京味儿的中国人砍价，常常能够压到一毛钱一张。连小贩们都说：“大老米，自从你认识景媛，我们都要赔本了。”米夏幽默地说：“看来你们过去使劲宰我呀！”米夏每到一地，都要收集当地的粮票，无论是全国仅有的以半两为单位的上海粮票，还是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首批推出的粮票，乃至各个年代的全国粮票，米夏都收集到了。米夏又进一步收集了中国的鼻烟壶，不仅有民国的，还有明清两代的，那古朴的风格和精美的造型让米夏赞叹不已。20世纪80年代中期买才十几元，如今已经百倍地涨上去了，而且让他感到庆幸的是，现在出售的所谓历代的鼻烟壶基本上都是假货，他当初买的时候基本上是民间交易的最佳时期了。米夏又发动景缓收集了毛主席纪念章和石膏像，米夏用很低的价格买了各式各样的像章，买了几十个版本的《毛主席语录》。米夏又刻意买下中国解放以来的宣传画，有土改、抗美援朝、肃反、反右、工农兵学习“毛著”的，更有“文革”当中的宣传画和海报，其中几大艺术学院批斗文艺界走资派的画到今天已成了绝无仅有。为了这些画，景媛动员了一切朋友的关系，在朋友那里见到的，或是从朋友那里听到的，她都顺藤摸瓜去寻找购买。当然，米夏带来的一些洋货也会通过景媛转送给这些朋友，朋友们当然很高兴，而且都感激地说：“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用，你太客气了。”20世纪80年代末，一部《末代皇帝》获得九项奥斯卡大奖，一下子风靡了西方。米夏又—次求景缓：“我看了三遍《末代皇帝》，溥仪已经去世了，他的弟弟溥杰还活着，已经八十多岁了，如果你想办法让我见见他，我会感到特别荣幸。”这可让景缓为难了，因为想见溥杰的人太多了。景缓突然想起她的母亲与溥杰的妹妹金志坚认识，她陪着母亲到了溥杰的妹妹家，终于促成了米夏与溥杰见面。那一天米夏和景缓敲开了溥杰位于护国寺附近的家，米夏非常激动，弯腰90度鞠躬，他仿佛从老人身上遥想到当年溥杰在紫荆城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威严。老人一点架子都没有，显得很慈善，使得本来忐忑不安的米夏和景媛轻松起来。米夏说：“我看《末代皇帝》后特别想见到您。”老人用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说：“我很惭愧，过去做过错事。”米夏说：“如果你到德国一定会很轰动，一些来中国旅游的德国人说如果能够见到您将是最大的收获。”溥杰老人更正道：“千万别这么说！”溥杰又兴致勃勃地说：“你们俩就是中德友好的见证。”老人当即写下一幅“友谊桥梁”的墨宝，差点没把米夏乐晕了。
米夏在大学三年级暑期回德国时还应当地德中友协的邀请举办了“收藏中国”的展览。后然引来了这个小城市一百多人来观看。米夏一方面向德国人介绍他热爱的中国，另一方面也是锻炼一下他的社交能力。没想到这个小型展览得到很多德国人的共鸣，他们对中国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还向米夏打听怎么去中国。米夏对自己的收藏更有了信心。展览会结束，他给景媛打了个国际长途：“景媛，如果你来德国和我一起分享成功该多好啊。”景媛说：“成功了就好，我在北京向你祝福……”
愿给妻子的故乡一个惊喜
当米夏完成了在中国的学业，他本来想留在中国，可是因为他是独生子，所以不得不回德国工作，他和景缓在北京举办了婚礼，米夏回到德国在一家公司担任部门经理，业余时间还兼任这个城市的德中友协会长，他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购买与中国有关的文物上。他在中国收藏了很多中国“土著”文物，到了德国则收藏与德中关系有关的文物。由于19世纪后半期德国人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到中国，所以在德国民间还有相当一批文物，由于德国人大多对中国不了解，也认识不到它们的价值。米夏买到了100年前德国人在北京、青岛等地拍摄的照片，其中有中国人在城门下的百态，他们留着清朝的长辫子，有的在剃头，有的在吃饭，有显然是拍摄者让小脚女人亮出的尖脚，也有被八国联军押着戴上脚镣手铐视死如归的中国人，还有清末青岛妓女的装束与神态。这些黑白画面照得颇有震撼力，如果一旦有机会到中国来展览，让北京人、青岛人看看，那该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米夏也买到不少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文字记录与照片，其中有义和团烧掉大使馆的照片，有八国联军野蛮冲进故宫的情景。
米夏在这方面的积累远不止这些，有关文物如果细看要看上两天，会感到有许多很有价值的东西。由于中文不是他的母语，不少中文的东西经过景媛翻译也使他获得在德国人中所没有的优势，而作为德国人，他又有着中国人所没有的关系，这使他们的收藏工作既有独特优势又有条不紊。
米夏知道作为并非富翁的个人收藏，不能以购买知名文物为主，而要注重从民间购买，有时真能买到稀有的东西。他从八国联军德国军乐队指挥库尼卡的后裔那里买到了他的日记，日记中记载了他乘坐皇家舰艇“威廉号”远涉重洋到中国侵略的过程。米夏作为德国人感到那时的西方人实在愚蠢，他曾经先后二十多次到过圆明园，心中总是有种难言的凄凉感。米夏还买到了八国联军总指挥瓦德西的亲笔信，信中描绘了中南海的优美风景。
最让米夏感到爱不释手的是他收藏的一对德国夫妇及儿女在青岛生活半个多世纪的几百张照片。这对夫妇19世纪末来到中国青岛做药业生意，他们和自己的子女深深爱上了中国，两代人在青岛生活了60年，男主人林克和妻子马格丽特分别在1950年和1952年病逝于青岛，似门的子女把他们安葬在自己深深热爱的第二故乡。由于中国解放，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都劝其回国，他们的一对子女也于1952年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青岛。这对子女回德国以后也没有生子女，他们已经去世，而这一家人在中国留下的记录被米夏用不菲的价格买下。这对老夫妇有好几本像长篇小说一样厚的账本，一笔笔记下他们在中国经商的明细账，尤其值得中国人思考的是，里面每一笔收入都有相应向青岛政府纳税的数额，他们为青岛作出了贡献，而那个年代的纳税制度已经深入民间。尤其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中国人还鲜有摄影的条件，而他们拍下当时青岛的风土人情尤显珍贵：青岛海边的清寂辽阔、青岛乡村的田园风光、德国太太喂鸡的乐趣、拉洋车车夫的辛劳……这几百张照片再现了青岛一百多年前活的历史，把它们称为文物已经毫不过分。
米夏的大音6仍、收入都用来购买与德国和中国有关的收藏品，他为有这些藏品而其乐无穷，他也愿意有朝一日在中国举办一个展览，给自己妻子故乡的人们一个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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