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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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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

■ 丘晓兰

《散文百家》2004年第12期  通俗文学-人生风景线



  忘掉远方是否可有出路,忘掉夜里月黑风高,踏雪过山双脚虽渐老,但靠两手一切达到。见面再喝到了薰醉,风雨中细说到心里,是与非过眼似烟吹,笑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唱过客乡里,春与秋撒满了希冀,夏与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紧记。忘掉世间万千广阔土地,忘掉命里是否悲与喜,雾里看花一生走万里,但已了解不变道理。一天加一天,每般交纵汗与血,粒粒皆辛酸,永不改变,人定胜天……
   ——别安乐队《农民》
  
  曾经有一幅叫《父亲》的油画感动过我。画面里,一位扎着头巾,脸上纵横着粗粗细细无数根岁月沟壑的老汉,胸前一双青筋密布的手里,捧着半碗稀粥,眯缝着的眼里,一层说不清是满足还是疲惫的迷朦的光……
  我不是一个出生在乡下的孩子。在看到那幅画的时候我才十来岁,关于乡村与劳作的认识,我只有“锄禾日当午,汗滴和下土”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类来自书本的描绘。因为书本的影响,连四时五谷都分不太清的我十分向往文字中“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生活。耕耘的辛苦自然是有的,但“豚栅鸡栖对掩扉,家家扶得醉人归”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农家乐,不也是怡然自得别有情趣的吗?为什么图画中的父亲有如此复杂又沉重的沧桑感呢?
  十几年过去了,许多往事和观感都已经排着长队牵着时间的衣角渐行渐远。那幅叫做《父亲》的油画却固执地停留在我的脑海里,长久地,并且是越来越强烈地给我震撼,让我心酸。也许是画中饱浸沧桑的父亲与我自己的父亲——一位儒雅的中学教师,形象相差太远,每当那幅叫做《父亲》的油画在眼前浮现,我所想到的却是随着阅历的增长,所理解的含义也越来越丰富的两个字眼——农民。
  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我有半年时间是在广西的一个乡村度过的。去的时候,怀抱的就是书本给我的关于田园生活的诗意憧憬。小桥、流水、人家,闲话耕作桑麻。我以为,只要是乡间就必然会有青山和绿水,而青山和绿水所孕育的必然是淳朴的乡情和民风,而淳朴的乡情民风也必然会给我年轻浮躁的心灵一个明净的空间。始料不及的是,我所看到的山是半秃的,我所见到的水是半干涸的,我所接触到的村民大多是麻木又混沌的。他们想不出也顾不上即将到来的明天会怎样,只是为了眼下的生存,他们砍山上还未成材的树,他们买卖已经病死了的猪。金黄色的秋天,被金黄色的太阳晒得黑里透黄的他们翻晒着新收回来的作物不停地抱怨:提留太多,粮价太低,农药化肥经常有假货,出门打工要交这个费办那个证还不定得工钱,说是小康了,脱贫了,哪个生病了都看不起,小孩的学费杂费还一年比一年高……
  我清楚地记得我下乡期间的房东阿姨,一个看起来很富态的农村妇女。每当她在太阳快要西斜的下午很幸运地打到很多柴的时候,就会来到我的窗口,笑眯眯地叫:小丘,看书累了没有?要不要跟我到山里去玩一玩?
  她第一次这样叫我时,我是兴致勃勃地四处吆喝着要房东家的狗跟着去的。阿姨却叮嘱我最好带上一条旧毛巾。到了山里我才知道,是阿姨打了很多柴,许多尚未干枯的树枝也被长长的钩镰勾了下来,捆进了柴挑里。看着一大一小两挑柴,我知道了毛巾的用处,可也没怎么把那两挑柴放在眼里。我把毛巾搁在肩膀上试了一下那挑大的,我根本就挑不动。试那挑小的,也是勉勉强强。
  一路上,我硬顶着跟阿姨聊天,问她怎么把没枯的树枝也当柴打了呢?她说:不打你就没柴烧啊?现在不像以前了,人多了,树少了,柴就难打了。我说,可以做个沼气池嘛。阿姨却仍旧笑着,好像在笑我城里人不知道乡下柴米油盐贵。歇脚的时候,我说我这挑柴有没有100斤啊?至少也有80斤吧?阿姨还是笑眯眯地说,可能有吧。等我喘吁吁地坐在院子里休息的时候,房东大叔过来掂了一下我的柴挑,就大着嗓门说:这四五十斤东西就把你累成这样啦?我瞪着双眼去看阿姨,只见她富态的脸上仍旧笑眯眯的,汗珠一串一串地从她的脸上冒出来,金色的夕阳下,嘴唇有点灰白,脸颊却饱满得近乎透亮。
  然而正是这张让我认为是乡下难得地“富态”的脸,在我回城之后又下乡去看他们时,已经变得和乡下最常见的脸一样,黎黑、多皱和干瘦了。一起瘦下去的还有她的身材。我拿着特意为阿姨买了大号的一套衫裤,吃惊地问她: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阿姨还是笑眯眯地告诉我:瘦才好啊?以前胖是因为有病啊。你回去后,我的肚子痛得真是顶不住了,才叫家里的四个儿子一人出了几十块钱,我们又借了二百多块,你叔叔带我去县里做了手术才好的。医生说是小问题,但是我已经痛了差不多十年了……
  我住了半年的那个乡下,是桂东不算穷也不算富的一个乡镇里条件比较好的一个村。我借住的那户人家则是村里数得上的“大户”——房东大叔是以前的大队会计,当过一个小松香厂的厂长,有一个女儿和五个年纪在二十三至三十五岁之间的儿子。
  从前,也不是不知道农民的苦,电视里,报纸上,哪怕报道的形式再巧妙再婉转,做一个中国农民的不容易还是看得出来的。奇怪的是,他人的艰辛居然也是一部分人优越感的参照。特别是那些已经习惯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城乡的距离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城里人漠然地,或者庆幸自己的城里人身份,或者仍旧虚妄地幻想着:乡村,不就是桃源吗……据统计,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税额是37元,农民的人均税额却是146元。在城镇居民实际收入为农民实际收入6倍的情况下,农民缴纳的税额反而是城镇居民的4倍,此外还有各种名堂的这个费那个费。至于城里人可以享受的医保、社保和低保对占了中国人口大多数农民来说是陌生到可以忽略不计的。
  乡间开阔的地头边,“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景象是看得到的,但秋熟之后还有没有“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的兴致就难说了。我知道我所亲见的其实并不足为奇,可是那些尴尬的现实已经足够把我曾经诗意的憧憬轻而易举地踢翻在地。我开始理解十三亿五千万中国人里,九亿五千八百万的农民?詿包括农民工2002年,年均纯收入287美元的统计数字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也开始理解那幅图画里的农民父亲为什么会有那么复杂又沉重的表情。
  可是除了逃避我又能做些什么呢?从城里跑到乡村本来就有逃避的意思,更加糟糕的环境令我再次从乡村逃回城市。偏安于城市的某个角落,我还用不着去买“大头婴儿牌”的奶粉,也不用担心作为“盲流”半夜有人会查我的“暂住证”,可我一介平民也需要时刻警惕着,马路上别招惹了开奔驰宝马的主儿,看到穿制服的人也最好躲着点,天黑了别一个人出门,人太多人太少的地方最好都不要去,另外还要注意自家的身体,别一不小心生了太大的病我看不起……远在乡村的农民兄弟和姐妹啊,隔着城乡,我们只有各自珍重了。
  很偶然的,在听一张早就知道的香港乐队——别安乐队的歌碟的时候,我听到了一首之前从未留意过的歌。有点嘶哑的歌声从已经故去的主唱黄家驹的嗓子里或徐或急地喷涌出来,时而沉郁悠长,时而又高亢张扬。在还没有注意曲目和歌词内容的时候,我就被这尽管是流行歌曲却清晰地表达出了沉重与信念的旋律吸引住了。
  摁一下CD机的重播键,我翻开目录和歌词,映入眼帘的歌名是《农民》:
  “忘掉远方是否可有出路,忘掉夜里月黑风高……”
  跟着唱碟里的黄家驹一起哼唱了一遍又再唱一遍,我的泪水就涌出了眼眶。土地、出路,当然是不要去指望的忘掉才能不更受伤了;是非、生死,也最好是看透了,信命吧,就当是过眼的烟云风吹过了就好;交纵的汗与血、粒粒皆辛酸,真的就是世世代代要永远牢记不变的道理吗……更让我难过的是,词曲中执拗的信念和固执地想给人以希望的憧憬都让我绝望地联想到了冰冷的现实。见面再喝到了薰醉?那是有可能的,但那醉更多的是为了麻醉与忘却?风雨中再细说到心里?各人自扫门前雪,谁那么得空跟你细说到心里啊??雾里看花双脚走万里?没有城市户籍没有钱,凭一双脚板你能走多远??上路再对唱过客和乡里?试问贫穷与疾病的重压下,谁还能有那个精气神跟不相识的过客和同样活得底气不足的乡里唱山歌呢??
  尽管如此,我仍旧对英年早逝的主唱及词曲作者黄家驹充满了敬意。因为他真诚,因为他勇敢。身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明星艺员,一个时常面对鲜花、掌声、追光灯的歌手,他能够大声地,以自己的形式和声音向世界讲述他对一个弱势群体的理解与关注。第一次,我面对一位歌手的声音,反省自己的怯懦与空虚。为什么我只会逃避?为什么尽管痛苦我也渐渐地习惯了苟且和偷安?为什么当我也在说话和唱歌的时候,除了夹生的颂词和赞歌我唱不出其他的言辞……
  每当我再路过城市街道旁林立的建筑工地,看到某个年轻的农民工正光着膀子,粗野地快活地喊着两句不成调的流行曲的时候;每当我看到红绿灯下,身着制服的交警正公事公办地训斥着某个显然是不常到城里走动,却无意中违反了交规的乡下大叔那惶惑又无助的神情的时候;每当我看到马路边上那位守着两箩西瓜,或者 一板车甘蔗的乡下大嫂,苦苦地扯住已经被城管人员抓住了一头的秤杆,正颤着声哀求着什么的时候,我会想起那幅叫做《父亲》的油画和那首叫做《农民》的粤语歌,可也只能是想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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