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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科
放射科与门诊部急诊室之间隔着两个大花园,两个花园之间一条笔直的林荫路把前后两幢楼连在一起。小路是两幢楼之间来去的最短距离。这条只够两三人并行的小路,平常有着奇怪的安静,偶尔有穿白大褂的医生在两幢楼之间穿行,也有病人,其实更像是家属,拿着检查单和大病历袋来去晃悠。这条路绝大多数时间属于安宁,安宁是一种包裹着的吸蚀物,对生命紧迫的争夺在这里陷入一种无声的沉溺之中。在放射科与急诊室之间,真正危急的病人只在楼两侧的大路上呼啸地被搬运。
我们躲在花园里,让太阳穿过树叶像温暖的水淋在身上,被修剪过的女贞树低矮整齐地包围着四四方方的花园。种在花园中间的女贞树因为无人修剪发疯般窜得比我们的个子还长。春天来了,女贞树又抽出了新的嫩叶,长过一段时间,新叶慢慢变老一些,我们把叶子摘下来,从叶尖开始卷成一个小圆筒,再把一端压扁,青涩的气味刺鼻得像刚出窖的酒香。我们是一个个小酒鬼,陶醉在气味的眩晕中,叶子放进嘴里,吹出响亮的哨声,我们在自己制造的声音中快乐而百无聊赖。
卫儿的爸爸是放射科的医生,我和她并排坐在花园的两块大石头上,透过枝节横生的树丛瞭望放射科严严实实的窗户。木芙蓉硕大的粉红色花朵开在头顶,喷薄的花儿粘着绵密的花粉,猫步一般的微风就让这些花粉纷纷扬扬落个不停。花粉落在头上粘在脸上,我们无暇拂去。贫乏的日子放纵了季节的香腻。
我们窥视着伺机溜进那个黑咕隆咚的房子。放射科的办公室,一帘一面深黑一面猩红的厚棉毯把房间遮挡得不同凡响,我们喜欢躲在黑棉布的后面,把身体像鬼魂一样收敛起来,我们在黑暗的挤压中情不自禁地拉起手,在彼此的脸上抚摩,在世界把我们遗忘的时候,我们也把一切置之度外。
我至今也说不清放射科为什么吸引我们。丫头子的爸爸原先就是放射科的大夫,我觉得自己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这个姓牛的大夫,丫头子比我小几个月,她是她家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爸爸在她生下不久就被抓走了。我只熟悉她的妈妈——我们叫牛大妈的医院勤杂工,她日日挑着滚烫的开水桶在开水房和病房之间来回,用南方人听着很突兀的山东大嗓门吆喝着开水来了。牛大妈总是拣食堂里丢掉的菜帮子拿回家炒着吃。在抚养三个孩子的含辛茹苦中,牛大妈健壮的身子和粗砺的面容使她变得很不像女人。丫头子和我们一群孩子在一起玩我们看不起她,因为她家特别穷,而她又好吃又不会读书,总是从她可怜的妈妈那里骗五分、一角的钱偷着买零食吃。我们惟一对她有些羡慕的事情是她哥哥很会钓鱼,她哥哥牛崽上初中就不愿读书了,天天逃学到医院后面的小河去钓鱼,他的战利品是那些从他家饭桌上飘着香味的小毛花鱼,让人很眼馋。
牛大夫到哪里去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隐约知道的只是放射科是他的泥淖。黑暗的侵蚀让人意识漶漫,使人容易建立与世界彼此吞食的某种感觉。在暗无天日的X光片室他让被检查的女病人脱光了衣服,他把女病人放倒在病床,上下捏摸,这种检查方式持续了一段时间事情败露,牛大夫被抓走判了几十年刑。另一种版本的说法是,与牛大夫相好的女病人陷害了他。事情对我们孩子来说含有很大的隐秘性和不确定性,我们似乎并不知道什么,又好像有些明白,我们从不在丫头子面前提起她的父亲,而鄙视却明显地藏在其中。
我不愿和丫头子做朋友,我只和卫儿在一起玩。我们在花园里发现石头压断了美人蕉刚发出的幼芽,我和卫儿动手想把大石头挪开,我们吃力地抬起石头,放下时,只听到一声撕裂的尖叫,石头砸在卫儿手上。她把手抽出来,我看到一根手指像纸一样白,然后紫红色的血瞬间漫过了指甲盖。卫儿用另一只手握紧自己的手指,痛得泪水汪汪弯下腰去。我口下得不知所措,我真想对那个黑窗户大声喊。
卫儿的指甲盖紧接着就变成乌黑的颜色。我突然改变了方向,跑到门诊部把母亲喊来了。母亲把卫儿的手指在急诊室作了处理,然后把我们送进了放射室。
在乳白色的荧光灯幕上我看到一只手的骨胳,那是一根根骨头的虚影,因为失去血肉让人不能辨认,哪怕是自己朝夕相处的肢体,在X光透射下,异质变成同类,肉体的繁缛被一一删除干净。因为存在过,所以终将会消灭。卫儿的眼泪干了以后她就忘掉了痛,我们留在放射科的办公室里玩了很久。在黑幕布后面躲藏,说着悄悄话。等大人发现我们不在了大声喊,我们才无比快乐地跑出来。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快乐而躲藏。回家时,我们手里拿着一条条的X光片的边角料。从暗处来到光下,长条的X光片魔法般从淡绿色瞬间变成了腌菜色,我们把浮在上面的覆膜一点点刮干净,一条像直尺一样透明的胶片让人爱不释手。为了获取玩具和快感,我们千方百计地溜进放射科。奇怪的走动的骨胳,意味深长的光线,蓦然旋转的暧昧,那些五彩斑斓的事儿在黑暗处藏匿,随时会跑出来干扰我们的生活。
放射科楼上后来住进了医院里最美貌的女护士。女护士叫唐菊英,是从省城下放来的,她的美貌吸引得我们这些孩子在那幢楼团团打转,对着楼上无礼地大声喊她的名字。那一年有一部叫《春苗》的电影,电影里有一首插曲唱道:“千家万户留脚印,春风伴你雨露长。”第一句歌词无误,第二句有些不清楚大致如此。我们把“留脚印”的歌词改成“唐菊英”,一群孩子在她窗户下的花园里声情并茂大声齐唱。
后来听说唐菊英同话剧团的一名小生谈恋爱了,那个小生每天晚上都到放射科楼上陪伴美人。我们一群孩子心里很不平静,就像遭遇了别人的大举入侵。有一天我们确信唐菊英一个人在楼上,好几个孩子悄悄上了放射科的楼,推推搡搡冒失地去推她的房门,门开了,她微笑着看着我们,叫我们到她的房间来玩。我们绝望地看到她手中幸福地被织着的男式毛衣,扭头就跑开了。
我是十二岁离开这所医院的,跟随父母搬迁到另一个城市。那是一个太阳雪白的冬天。我的心里有一些喜悦着的惆怅,一辆大卡车停在院子里,左右邻居都来帮着往车上搬东西。那些东西都是一些破烂,除了一些破箱子里装着的父亲的书。平常很少跟我们在一起玩的牛崽,已经长得像小牛犊一样健壮,他跟在人群里,闷着头很卖力地把一捆捆笨重的东西搬到车上。我坐在车尾的小凳子上,一阵风拔地而起,车开动了,牛崽低头默默走得很远。
我已经十二岁了,牛大夫依然没有回来。仿佛我永远只知道事情的谜面,而无法解开谜底。许多乱七八糟的问题在我心里长大,长成一棵大树有一天将会把我刺穿的。
我二十多岁时回过一次童年的医院,医院规模扩大新建了一幢门诊大楼,我先遇见了带着小女儿的风韵犹有的唐菊英。她把小时候我们对她美貌的赞美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春苗”的根须在这块土地长得更纵深,将来有什么力量能将她连根拔起?在门诊大楼后面通往家属区的小路上我迎面遇到另一个人,从他的脸上我找到了他儿女的踪迹。同我在一起的卫儿低声说,这是丫头子的爸爸,他回来了。
据说牛大夫从前是部队的军医且医术高超。精湛的医术常使医生们持有一种天然的面无表情,他双手插在兜里,白大褂使尊严重新回到他身上。

